放好行李出门，电梯里女声叫道“够淫荡”，就下去了。从住处到学校就两三分钟。学校有好多栋楼，其中深褐色的主楼一柱擎天，我们所在的楼并不显眼。Y同学带我去学校见C老师。上楼电梯，输入密码进门。可以看出，学校建筑的安全防范做得很到位，室内的很多区域都是需要密码才能访问的。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C老师，他比照片还瘦，一看就是靠勤奋拼天下的那种人。C老师建议去吃午饭，顺便聊聊。出门找到一家台湾餐馆，边吃边聊。不知是因为刚坐了飞机还是不习惯台湾饭菜的甜味，我胃口不佳。初次见面的胃口不佳会给人拘束的感觉。

C老师问及我住房的情况，我说房租太贵，想换一换。C老师说住得远些也没有关系，这边坐火车上下班很正常。住宿安顿下来之后，自己把饭做起来，这边中午通常都带饭到学校，用微波炉热热就吃。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很新鲜。要在国内，不管老师家长都会建议学生尽量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习上，生活方面则是能简就简，能省就省。恨不得把生活压缩到最小状态，哪有鼓励学生做饭的，这不是浪费学习时间么。所以一切都和我的预期相反。我心想过来之后租一个学校旁边的，晚上可以干得晚些回去，周末也在实验室呆着，学习研究压倒一切，牺牲休息也在所不惜。完全没想过会被建议住得远点，还要自己做饭。后来呆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体会到，在这边要即会生活，又会学习，更要会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席间还聊到了我在澳洲这半年的计划，他告诉我能不能有进一步的机会直接取决于我这半年的成绩。这一点我倒是明白的，如果抱着吃喝玩乐的心态在这边游山玩水半年，不但这边没有机会，就连回国估计都不好毕业。但又要坐火车上下班，又要做饭，还得在学业上做出些成绩，这些在我看来相互冲突的要求还真让我为难。

饭后，Y同学带我去办学校的手续，由于主管该事务的芭芭拉女士不在，只好作罢。芭芭拉听上去是一个美女的名字，后来见到了才知道是一懒散的洋人老太婆，再后来才知道，是一个看到了巧克力会尖叫的老太婆。

Y同学于是带我出门办银行卡和手机卡，并慷慨地借了400元助我度过经济赤贫期。银行卡由Y同学代办，由他替我完成一切英语交流——我和所有刚到国外的中国学生一样，对说英语有种畏惧。由Y操刀，过程还算顺利，但由于我还没有手机卡，也不能出具相关资料证明我是学生，所以银行卡只办到未完成状态。需要我把资料补齐后才算完成。需要说明的是，这边银行卡收费比国内严重。国内一张普通卡，10元年费是唯一的收费，这边的卡，某些种类的账户在自动提款机上提款都要收费。这也是为什么我得办学生账号，出具学生证明的原因。

买手机卡是在一华人店，我想想，和华人说英语，我至少不那么怕，那我试着应付应付吧。但是蹩脚英文明显让那老太烦了，她用中文问道，你到底要什么？我舒了一口气，转用中文交流，我说我要那种打中国便宜的手机卡。老太婆把手机卡递给我，我翻看。这种卡打国内只要三分一分钟，打悉尼本地却要两毛，当然，都是澳币。和国内电话卡不同的是，这种卡还需要电话激活。电话打过去，洋妞接话，澳洲口音，问我一连串信息，交流到一半，实在难以为继，越说越说不清，Y同学接过电话，替我回答了剩下的问题。我再接过电话，里面的洋妞舒了一口气，看来她比我还头疼，她告诉我，手机会在4小时后激活。

此时已不早，Y同学先回家了。他问我自己逛逛没问题吧？我说没事。我想我一个快三十的人了，难道还怕逛街，于是开始一个人在附近闲逛。

我如一个探索者一般好奇地探索周围的环境。这边的超市很奇怪，喜欢扎堆，一楼甲超市，二楼乙超市，如此之近，不畏竞争。在国内，谁见过家乐福和沃尔玛当邻居的。我逛完唐人街逛百老汇购物中心，我好奇地翻看每一样商品，疯狂地比价，什么便宜挑什么：最便宜的面包，最便宜的牛奶，最便宜的方便面……买到这些之后，心中安稳下来，我想，至少，我不会饿肚子了。后来才明白，未必便宜就是节约，适用才是节约。比如买来的劣质面包，和女人的X一个味道，在吃了两三天之后，我实在难以为继了，这袋面包最后放到长毛，不得不扔掉。再比如最便宜的餐具洗涤剂，怎么都洗不干净餐具上的油，而比它贵一块钱的同类产品，一滴就能搞定。再比如最便宜的水果，表面上看同样光鲜亮丽，拿回家放着一天忘了吃却坏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真的节省到了极致。这让我想起《金拇指》里面援引的苏东坡的轶事，苏轼被贬停薪后，将每个月的预算分成30份，挂梁上，每天取出其中一份，以作生活开支。我当前的状况也差不多，将借来的钱精打细算，省一分是一分。一天20行不行？不行，太多了。一天10块呢？似乎又不够。那好吧，一天15。虽然不像苏轼挂在梁上，但也写在心里了。

傍晚，回屋收拾行李，本以为该买的都买了，收拾妥当却发现还缺个枕头，于是又出门奔向超市，买了一个最便宜的腈纶枕头。枕头好找，一看形状就是，枕套却麻烦，都包装好了，从包装上看，枕套，枕巾，床单，被套，全他妈一个样。只有根据标签去找。弄了好久，终于弄明白枕套的英文叫pillowcase，喜出望外找到一个，立马付款回家。打开一看，却是U型枕套，用来套U型枕头的。我拿着那U型枕套，不知怎样才能把枕头塞进去，觉得自己蠢到家了。心想算了吧，先把它当枕巾用。明天看能不能换掉。

终于基本物品凑合着都有了，随便吃了些买的东西，然后洗澡洗衣服。一切忙完之后打开电脑连接网络。当熟悉的网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心里终于有了一些安稳的感觉。

下线之后已经是晚上12点了，正好是国内的9点，于是给家里打电话汇报情况。父母的不安能在电话里很明显地听出来，他们完全不了解这边的一切，但又急于知道这边的一切。我知道，他们只有了解了情况，心里悬着的石头才能落地。我告诉他们，学校都是中国人，住处也都是中国人，一路上华人餐馆很多，没有什么不习惯，我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这样的解释显然夸张，但是，你知道的，却很必要，尤其对于父母那颗牵挂万里的心。

半个小时挂断电话之后，我终于可以如愿入睡了。在悉尼的第一天结束。

机场出口接人的很多，我四处望，看谁比较像Y同学。他说他会拿一张写着我名字的纸。手里拿着纸的人很多，但我没找到我的名字。我只好又根据外貌来判断：和我差不多大小，学生模样。终于锁定一个，见他手里拿着的却是一张A4白纸。我走进，他的确是Y同学，那白纸上的确写了我的名字，圆珠笔单线条，连多划几道加粗都舍不得，不近到一米根本看不出上面有字。

见面寒暄，问我路上是否顺利，等等。然后带我打的前往他替我找的住处。我在出租车上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往外看。如果要以房屋的密集程度和楼层的高低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繁华，那澳洲比中国差远了，一路上的房子比不过北京上海，也比不过成都重庆。房屋全是一两层，独门独户，房屋周围环绕着长相迥异于国内的树木。当然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住着别墅。路不宽，想要看八车道的路，那几乎是没门。

当终于周围的房屋慢慢高了起来，到了一条稍微宽一点的路，Y同学告诉我这是Broadway，马上就到城市了，住处就在前方。我说，刚才的不叫城市啊，他说那是郊区，真正的悉尼城区非常小。我说有多小，比北京的东城区还小？他说不知道北京东城区有多大，至少比上海的浦东新区小。真正的高楼就集中在这非常小的一片区域。这区域之外的，严格上都不叫悉尼，它们有自己的名字。国内所说的悉尼，通常是指悉尼城区以及周围的一大片郊区。真正住在悉尼城区的人非常少，大部分住在西郊和北郊。我想，以前有好几个人说他在悉尼，弄半天，是在骗我。

眼前的这条街叫Broadway，通常翻译成百老汇，原来不止美国有百老汇，全世界都有，就像不止北京有王府井，全中国都有一样。其实，按字面解释，Broadway应该翻译成“宽路”。我看着眼前，如果这也叫宽路的话，长安街只好叫超级宇宙无敌巨宽路了。

我们从出租车上下来，拎着行李，拐弯进入侧街，上楼。我的住处，是百老汇路边楼房里的一套公寓。上楼，楼梯是英语服务，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声“勾引啊”，楼梯于是上升了。

出楼梯，敲门，房东开门。房东是个学生，北方人模样，宽脸细眼，戴个眼镜。进屋后，我打量住处，这其实是一套一居室。一室一厅一阳台一厕所。我住那一室，房间还不错。但这一厅坏了我的印象。厅里摆了两张床，一张沙发。一张床上没睡人，应该是房东的，被子扭作一团。另一张床放在角落，上面歪躺着一个人，见有人来，抬头望了一眼，又躺下了。沙发上的人睡得死沉没有动静，沙发太短，脚搭在沙发外面。

Y同学告诉我，这三个人和我们一所大学。我心里估摸着，这就是海外华人学生的风貌？我心里产生了抵触，不愿在这里长住，再加上房租太贵，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我和房东谈，我租一个月如何，我的补助少，房租太贵，负担不起，他不乐意。他说他和Y同学说好了，至少租三个月。Y同学替我说好话，说大家都是学生，都不容易，帮个忙，何况他这房子地势好，租出去非常容易。他说三个月后他就毕业了，他就是算好了租三个月的，三个月后正好毕业，到时候房子也正好到期。我明白了他其实是二房东，把整个房子租下来，再将其中一间转租出来赚点油水。商讨了很久，他同意我在这里暂时住两周，他用着两周将房子再租出去，我用这两周再找房子。我答应了。勉强先住下来，作一个过渡。

交钱开票，260一周的房租，押二交一，加上100的钥匙押金，一下子去了880，身上只剩不到50，我直接步入赤贫。

事情是这样的。

婚礼结束之后，老婆和岳父岳母到了广州，因为工作上的事，老婆要在广州呆一段时间。我在家多呆了几天陪父母朋友，然后也赶到了广州，准备在广州陪伴老婆一个星期再回北京。事情就发生在广州。

那天老婆陪我在医院挂吊针。到广州之后，因为喝到了劣质饮料，一连拉了四天的肚子，这期间一直吃药，但不见好转。我感觉如果再不去医院，就会拉出生命危险了。于是去了医院，挂起了吊针。

就在吊针挂完不久，刚找了一个地方吃午饭，老婆接到了岳母电话，说家里门被人撬了。老婆问家里丢东西没有，岳母说门锁窍坏了，但门打不开，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丢东西。老婆让岳母找物管，然后报案。老婆坐不住了，说先去办公室拿租房合同，然后去派出所报案。让我吃完东西也赶回去。说完自己先走了。

我也呆不住了，两口吃完了就往回赶。

我比老婆先到家，到家时岳父岳母正在门前试图打开损坏的锁。家门有两扇，外面一扇是防盗铁门，已被轻易打开；里面一扇是带有两把锁的木门，木门的下面一把锁已被撬烂了。岳父说锁孔里断了一把钥匙，锁芯掉了一块在地上。岳父将那块掉地上的锁芯死死攥在手里，说这就是歹徒作案的证据。岳父岳母身边站着一个年轻人，我问岳父这人是来干嘛的，岳父说是物管介绍来开锁的。那年轻人立马说他可以帮忙撬开锁，看看家里有没有失窃。

我说等等，外面的锁有没有被撬烂，岳父说没有，外面的锁估计被轻易打开了，就里面这把锁被撬了。我又问了一些情况，岳父反复确认他出门前把所有的锁都反锁到底了。我觉得事情好像不简单，就说等等，先别开锁，报案了吗。岳母说没有，就跟楼下物管讲了。我说这个事情得报案，要不然打开门里面少了什么东西说不清楚，到时候警察来了也没用了。

这时老婆也拿着合同赶了回来。我们于是去楼下警察局报案，并叮嘱父母守着门口，不要开锁。

到了警察局，做记录的女警察听了两句之后，立马紧张起来，问我们有没有开门。我们说没有，女警察说千万别开门，等警察到了再说。我们于是再次打电话让父母不要强行开门。简单记录之后，女警察叫来了一位姓张的警官和我们上楼看看。

张警官带了一个随从与我们上楼。到家之后，随从拿着相机对着门一阵噼里啪啦狂照。然后张警官开始通过问话了解一些细节。通过这些问话，我也对这件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岳父岳母是下午两点过一点出的门，出门去附近超市买了个棉被，就回来了，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回来打开铁门后，发现里面的木门被撬了。在开锁半天未遂之后，他们开始讨论要不要跟我们打电话，一个说打，一个说不打，怕我们在外面担心，主张等我们回来再说，说来说去，最终还是打了。在我们的叮嘱下，他们下去找了保安，保安上来看了，又找来了一个开锁匠。事情大致经过就是这样。

从这些叙述里，可以推断出来的是，歹徒的作案时间很短，半个多小时，不到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岳父岳母晚一些回来，很可能门已经被完全撬开。这么短的时机都被抓住了，说明歹徒一直在注意我们，知道我们这房屋里住了多少人，所以当岳父岳母出门的时候，他知道作案机会来了，立马动手。由于岳父岳母回来得早，这次入室行窃才半途而废——根据张警官的经验，歹徒应该还没能入室行窃。

然后，根据老婆的指认，当前来开锁的开锁匠和上次刚租到房子时的换锁匠是同一个人。当时开锁匠是中介介绍来的，说换一把锁比较安全，就把外面铁门的锁换了。但是这次，铁锁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歹徒打开了。这二者到底只是巧合还是存在因果关系，暂时不好确定。那开锁匠笑嘻嘻地说，这件事绝对和他们没有关系。

张警官不置可否，问岳父开外面铁门的时候是一拧就开还是拧了好几圈。岳父想了半天说，不是一下开的，至少拧了一圈。张警官继续不置可否，想了想说，把门打开吧，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然后对开锁匠说，你不是能开锁吗，帮忙把里面的锁开一下。

开锁匠拿着工具七挫八撬，就把锁芯彻底撬开了，配合钥匙打开上面那把没坏的锁，门就开了。

我心脏跳到了嗓子眼，让老婆和岳父岳母让开，怕里面跳出一个坏人。

门开了，一切都整整齐齐，毫无动静。张警官让我们检查有没有少什么东西。我们看了一圈，啥都没少。张警官看了离门边不远的笔记本电脑说，应该没入室，如果歹徒进来了，笔记本第一个被带走。

张警官又了解了一些情况，由于没有物品失窃，作了记录之后，案件也只能这样了。张警官建议我们赶紧把门锁换了。开锁匠这时说，他带了锁过来的，可以换。张警官问里面这把撬烂的锁可以换吗？他在包里摸索了半天说可以，他带了。我顿时觉得蹊跷。他还把锁拿到张警官面前说，你看这个锁，绝对安全。张警官看了说，这种哪算安全，钥匙是月牙形的才安全。开锁匠说，你们愿意要就换，不愿意要就算了。我们听出了警官话里的意思，说换锁的事再说吧。开锁匠于是收了个开锁费，走了。

我心想，他好像是有备而来，我们需要换什么样的锁他都清清楚楚装备好了，这也太蹊跷了吧。

开锁匠走后，张警官说，这件事可能和这个开锁匠有关系：开锁匠当时换的铁门锁，这次铁门锁恰好被撬开了，而且行窃没成功之后，歹徒还把铁门反锁上了，要不你爸不可能多拧一圈才打开铁门，要撬门容易，要反锁门，没有钥匙是办不到的，由于当时是中介领着开锁匠来的，有可能他们事先留了备用钥匙，至于是中介还是开锁匠预留的钥匙就不好说了，估计是有人拿了这把备用钥匙来行窃。但是由于没有证据，也不可能把开锁匠扣押下来。但不能再让他装锁了，而且，铁门的锁也得换掉，以防万一。

这时岳母补充，在他们打不开门的时候，身边好像走过了一个身形高大的、穿暗色衣服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在身边晃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我们于是想到，如果能找到监控录像，是不是就能把这可疑的中年男子找出来。但岳父岳母都一口咬定他们只看到一个身影，专心开锁去了，就算看监控录像也认不出来。

根据张警官的推断，这个中年男子，可能就是作案人员，他一看全家出门了，于是准备开锁行窃，打开了铁门，里面的门没有钥匙，于是撬锁，不巧的是，撬到一会儿可能邻居回来了，于是若无其事地把铁门反锁上，装作外出，等他觉得又可以作案时，回来发现岳父岳母已经回来，正在想办法开锁，他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有再下手的可能，于是就走了。

到现在，我都觉得，没准岳父岳母记得那人的模样，只是年老体弱，怕人报复，息事宁人，装作说不知道。我们当然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要求看大厦的监控录像。张警官和大厦保安沟通，问能不能看监控录像，我竖着耳朵听，尽量把他们的粤语听清楚，那保安一句话差点没把我肺气炸，他说监控录像只保存30秒。这和不保存有什么差别？

后来来了一位主管，说来说去，监控录像可以保存3天，但是仅限于进门处的监控录像，不包括电梯里的，各个楼层更是没有监控。而且主管也不愿意把监控录像拿出来，还说这不是入室行窃，很可能就是门锁太老了，自己塞住了坏掉了。这些话都是她用粤语在和张警官讨论，不幸我又听懂了一大半，一肚子气，我于是说，这门锁以前非常顺溜的，不可能卡住坏掉，除了外力破坏，没有别的解释。张警官和她磋商了很久，最终同意去门卫处看监控录像。

张警官对我们说，他去看监控录像，看看有没有可疑人物，让我们想办法把门锁换了。还叮嘱我们，锁在一家买，换锁的师傅从另一家请，这样最安全。

我们和岳父岳母讨论了一阵子，然后让他们看好门，我们出去买锁，并请人来安锁。走到楼下，正好看到张警官在看监控录像。就跟进去一起看。监控录像显示，岳父岳母两点零八分出门，两点三十八分返回，期间只有半个小时间隙。这么小的间隙也被歹徒盯上，只能说明歹徒已经盯了很久了。我们关注每一个进门出门的人，遗憾的是每一个进出的人保安都能道出他住几层几号。反反复复看了很久，最后没找到可疑人士。我们也没有办法了，难道这栋大厦有内鬼？这种毫无根据的话，一点作用都没有。由于缺乏相关的证据和视频记录，这个案子估计是破不了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今后时时处处小心。

最后，我和老婆出去买锁，买锁的过程也斗智斗勇，因为换锁的人都希望你用他们家的锁和钥匙，我们想尽办法，在两家买了分别买了铁门和木门的锁。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充满不易，因为我们第一次买锁，对锁的型号大小一无所知，第一次买回去就根本用不上，只得出门再退。在请换锁匠时，换锁匠说让我们先走，他带上锁骑车一会儿来追我们，我们不同意，怕他借机留下备用钥匙，一直跟在他身边。种种不易，最终在两家拿了不同的锁，即使有一把锁和换锁匠出自一家，好歹有另一把锁出自另外一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更换门锁后的安全。

整个过程折腾完，已经晚上八九点了，我们才想起，原来今天过大年。
 

此时老婆的父母，老婆家的亲戚们（包括舅舅舅妈表弟们），都已经赶到了荣昌。由于过年期间住宿紧张，我们一开始并没能把他们的住宿安排在一起。岳父岳母由于到得早被安排在即将举行婚礼的金昌酒店，其余后到的亲戚被安排在比较远的华东酒店。后来，通过老爸想办法，终于让金昌酒店预留了4个标准间，我们终于可以把舅舅舅妈表弟们从华东接过来和岳父岳母一起住，事情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在终于将所有亲戚安排在一个酒店之后，老婆发现手机不在了。分析来分析去，最大的可能是丢在了出租车上。于是开始打电话，希望出租车司机能听见，然后把手机送回来。

打了很久，手机也没有人接。大家都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落在出租车后座很可能出租车司机听不到，反而被第二个搭乘出租车的人捡走。被乘车的人捡走，手机就没那么容易要回来了。对方怎样处理手机的可能性都有，比如将手机卡扔了，再把手机当二手卖了；再比如捡着手机继续用——老婆的手机是自动从银行扣账的，继续用还了得——手机的归属地不在荣昌，一时半会儿也挂失不了。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没事就打一打，让对方用不安宁手机。

我们一家人一边不抱希望地拨手机，一边去吃饭的地方。拨着拨着，手机却突然通了。由于老婆的重庆话不好，我接过手机和那边交流。

先是一个男的和我说话，再是一个女的和我说话，说话内容都差不多，说他们捡到了我们的手机，我说谢谢，我们在金昌酒店丢的，能不能送过来（我把那边当出租车司机了）。那边说，啊？我们捡到手机就这样还给你啊？言下之意，你不表示一下，怎么可能还给你。我说这样嘛，你们送过来，我们给你们一点现金表示感谢。那边问多少啊？我和老婆沟通了一下说200。那边想了一下说可以，但是坚决不送到宾馆来，怕我们口头答应了，到时候对他们不利。到这个时候，我已经被那边急得哭笑不得了，我说，大过年的，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两百块钱搞得大家都不高兴。那边说是，我晓得你们有钱。我听了这句话更感觉像吃了苍蝇。我说，你们送过来，我们交钱，就这么简单。那边还是不干。这个时候那边开始绕弯子，一会儿说去另一个宾馆，那边他们有熟人，可以让我们到他们熟人那里取手机，一会儿又说去三级车站，他们正在那边办事。

正月初三遇到这种事，满肚子的气，还只能忍着，因为得把手机要回来。一边心里也在想，就算那边什么要求都没有地送回来，我们至少也会给一两百的感谢金，你说这两人何苦为一两百块钱搞得大家都不愉快，还怕把各人绕进去，在这里越弄越复杂。

最后，那边终于敲定了三级车站，让我们过去拿，不，只能让失主一个人过去拿。我们当然没傻到这地步，四个人——我老婆、我、我爸、老婆的大舅——一起打了一个车开去了三级站。

到三级站之后，老婆跟那边打电话，我有意思跟老婆隔开几米——我和她穿的情侣装，都是黄色，一看就是一对——对方要发现了没准就不还手机了。但我爸跟着老婆，怕出事。

那边又开始领着老婆绕圈，先让过马路，再让向左，向右，向左，向右。我隔着马路看着老婆东走西走，东看西看，其实就在原地打转。后来才明白，那边在观察我老婆是不是一个人。

再后来，我发现我老婆向一个人走去，我爸走了过去，形势不太对。

我两步冲过了马路，大舅也跟着我跑过去。到了跟前，已经吵起来了。

对方是一男一女，一看都不是正经人。女方烫发，妆化得很俗，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估计不是太妹就是妓女。男的，染发烫发扎耳钉，典型的混混。看到这两个人，我就一点都不纳闷为什么他们能做出这种事了。

还没弄明白吵什么，矛盾已经激化，我爸一把向那女的推去。那男的有动手的意思，我爸指着他说，你敢！那男的打量形势，此时我和大舅刚好赶来站定。那男的打量我，我盯他，狠盯，意思很简单，你要有种就动手试试。那男的不敢贸然动手，也不好再打量我，因为我一直瞪着他。我瞪人的功夫在初中就被人形容为恐怖。

再然后，那个男的走到旁边去打电话，女的和我老婆开始骂战。骂战的几百字脏话就不在这里复述了。

经过后来的回忆和整理，矛盾激化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女的先像操纵机器人一样把我老婆引来引去，还说，你怎么这么笨，我都看到你了你还没看到我。在见到人之后，收了钱，拿了手机，我老婆一直说好话，那女的却在最后丢下一句：今天是给你一个教训！这句话把矛盾彻底引爆。我老婆忍了一肚子的气开始爆发，我老爸开始上去推人。我和大舅赶到，开始对峙，人开始围观。那女人居然有脸大叫她要报警，谁怕谁，警察来了，至少也给她定个敲诈。

由于男的看我们人多没贸然动手，事件没朝更恶劣的方向发展。那男的开始到一边打电话，我怀疑那男的在打电话叫人。围观的人开始劝架，在骂够了之后——当然骂不够，只是出出心中恶气罢了——遇到一个拉三轮的来劝架，和我爸似乎有些认识，就坐着那人的机动三轮走了。

在机动三轮开走的时候，那男的依旧在朝这边打量。妈的个X，谁怕谁，我依旧恶狠狠回应。

事情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除了久久不息的余怒。

回顾整件事，一开始我们想谁会为了区区200块钱把事情绕得这么复杂，最终我们得到了答案：小混混和小太妹。这类人表现光鲜，在人前耍威风，其实连养活自己的钱都没有，为了一点小钱，什么心思都能动，什么事也干得出。

另外，四个人一起过去显然是明智的，如果是两个人过去，非有一场打斗不可。如果一个人过去，那就不是两百块钱的事了，五百块钱估计都拿不回来，还可能把人栽进去。

还有，最后走了也很明智，如果那男的真的是在打电话叫同伙，拖久了反而有危险。

从头到尾我没有动手，除了在气势上和对方抗衡，整件事在处理上我好像缺了些男子汉气概，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有我的顾忌。第二天就是大婚的日子，我可不想黑着眼圈或者瘸着腿上台。尽管四个人摆平两个人很容易，但一旦动手，什么样的意外都可能有。更何况，我爸妈生活在这座城市，事情弄大了，小混混烂命一条，我爸妈的安全呢？

无论如何，事情在没有恶化的情况下收场了，虽然恶气没有出够，至今想起依旧恨得牙痒痒。

这件事也让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尽管重庆打黑打得风生水起战功累累，但这种混混是打不完的，就像割草，割了一茬又一茬，除非你破坏掉滋生杂草的环境，但这项工程，比打黑艰难百倍千倍。我也不指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一天。只要这个城市里有部分小孩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没有认同感，他们就可能通过混社会的方式寻找安全感寻找归属感寻找认同感。谁去给他们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这问题太复杂了。

写下这件事，也是想给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一个借鉴。遇到这类事件，智力上的较量比体力上的较量更为重要。

就这样吧。
 

我真正离开伟大祖国前往澳洲是14号。在此之前的两天，我隐匿在广州，陪女朋友。我订的机票是从北京到广州，广州到悉尼。广州暂停两天，了下私愿。这两天本来还准备找个时间会会上校，但时间仓促，事务颇多，抽不了身，此事只好作罢，按下不表。

在离开之前，悉尼已经派了一个学生Y做接应我的准备。Y在网上了解我的住房需求，帮我找房；我则不断地询问他关于悉尼的一切，每个细节，生活天气住宿工作，我确信，我已经把他问得快无语了。

面对未知世界，通常在国内生活过的人，都不安而惶恐，这得益于不断来自生活的教训。比如说买电脑吧，你一定得上网查好所有资料，要不就得找一个懂行或者认识人的朋友前往，否则会被骗得血本无归。这还只是几千元的小事，如果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大事，比如买房，你了解了地段行情，周边环境，交通情况，国家税收，银行贷款，建筑法规，收房验房知识，自信满满已经成了专家了，依旧可能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因为你可能不了解开发商的人品。我买房又退房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诠释。

生活已经不断告诉我们，任何的未知都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对未知的不安让我询问悉尼的每一个细节，但是通过聊天问答却往往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答案。聊了好几天，他对我最有用的帮助其实就一句话：带上七八百澳元——一开始交房租和买生活日用品就得这么多钱。

我找女友和家里凑齐了八百澳元，还怀揣一千人民币，起身了。

女友将我送到机场，并办了托运。然后前往国际出发的通道，她就得离开了。国际通道以内的区域只有持票的可以进，那里基本上算是国与国的界限了，不能乱来。前段时间那个吻瘫机场的美国华人博士，就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其实我很欣赏这位博士，他的表现给大众心目中博士的木讷印象添上了光辉的一笔。

我独自一人顺着人流往前走，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没走多久看到一张桌子，有人在那儿领表，外国人出入境申报表。我想了想，我在这个国家暂时还不算外国人，就继续往前走。慢慢地队伍被分割成了涓涓细流。关卡来了，我在队伍中随着关卡的放行一步一步往前挪。

首先是验票安检，这与国内乘机无异。接着便是海关，放行前往国外的地方。单行队伍蜿蜒而行，最后被工作人员拦住，分配到一个一个的窗口。我被分配到的窗口的海关工作人员是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显然遇到了人生的喜事，笑靥如花，眼波频传，看见谁都像见着恋人。在海关遇到这样一位工作人员，实属罕见。当她用看恋人般的目光望向我时，我内心复杂的感受一扫而光，霎那间春暖花开。我用表情回应，将机票和护照递给她。她微笑着问我去澳洲做什么？我说学术访问。她问是公派的吗，我说是私人联系的。她朝我嫣然一笑，啪地在护照盖了个章，然后将护照机票悉数奉还。我还期待着和这位姑娘有更多对话，却就这样被允许出境了。意犹未尽。

顺着通道来到候机厅，看着护照上的出境章，我心想，我现在处于不属于中国的地方，但是也显然不属于澳洲。我利用暂时还属于中国的手机信号，以及还剩下的一些时间，开始打电话和发短信作最后的道别。

不到九点，准时登机。我就要飞往另一个国度了，我想。可登机一看，飞机上几乎都是中国人。几个鬼佬，仅作点缀。空姐的服务也是中文优先英文其次。这哪像出国，简直就是国内旅行。

……

我是第二天早上澳大利亚时间9点左右到达悉尼的。

澳大利亚的9点相当于国内的6点，我正睡意绵绵，飞机的广播将我吵醒，告诉我悉尼即将到达。我不情愿地睁开带着眼屎的眼睛，周围的人已经吃过早餐了，也就是说空姐发早餐也没把我弄醒。向窗户外面望去，飞机正在下降，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确不该睡觉了。往下望去，我看到了海，看到了陆地，上面有树有房子，迥异于飞机在北京降落时的情景，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高架桥柏油马路，以及马路上塞得死死的车，只有绿树房子相映成趣。

新大陆就这样到了，我的新生活也要开始了。

飞机着陆，我打开手机，手机水土不服地搜索了十多分钟信号，其内的北京芯片终于被这边的网络接纳。

我拎着行李下飞机，沿着一路的英语标识往前走。海关处，我递交上了护照和昨晚飞机上填好的入境卡。迎接我的海关工作人员又是一位姑娘。她看我的入境卡然后问我，你是博士？我说是啊，她说哇哦。她一哇把我哇高兴了。她又问了我的方向以及停留时间，问我念博士很苦吧？我说相当苦。她说她想也是，然后啪地一个章，给我放行了。

前往行李提取处，有工作人员牵着狗嗅每个人的行李，如果有可疑物品，狗会叫，如果没有，狗转头就走。澳洲是一个出入境检查很严的国家，以动植物为原料的物品，包括食品、衣物、日用品都不能带进去，甚至你带了一双鞋，鞋子上粘着澳洲以外的泥巴，也是需要申报的。澳大利亚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不受外来物种的破坏。这样严格的法律会给所有入境的人带来不便，比如我随身带了两包牛肉干，一个苹果，不行，都得扔掉；即使想带点中国的茶叶，不就是早死得没有活细胞的叶子么，也得申报。但这种不便换来的是澳大利亚不受破坏的环境。他们对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是用法律来体现的。

我提取行李之后，在行李检查之前，看到了一处兑换货币的窗口。心想自己携带的800澳元可能不够用，立马摸出1000人民币兑换了。当澳币拿到手时却发现亏了。1000人民币只换来130多澳元，这样算下来，汇率比7还高，也就是说，比美元还贵（正常的澳币汇率是6）。看收据才知道亏在哪儿，在机场换钱，汇率高达6.5，还扣掉了手续费20澳元。内心无比肉疼，还没出机场就吃了一亏。

我带着肉疼的心，拎着行李过安检。所幸的是安检没怎么为难我，见我申报带了常用药品，登记了一下，就放我出行了。

拎着行李走出机场，Y同学已经在那儿等我了。
 

大约我刚从夏天回来，毫无防备。

我离开悉尼的时候，悉尼正是夏天。满大街的美腿，衣物遮盖不住的肉体。这些肉体享受着圣诞加元旦的狂欢。

其实，今年悉尼的夏天不算热，没事一场雨，还挺凉快的。我庆幸我不用穿个短裤上飞机，换成棉衣下飞机了。可以多披两件走。然后我就坐上了到北京的国际航班。我已经淡忘了北京能冷成啥样子，只记得是要穿羽绒服的。羽绒服没带来，那穿件挡风的外套应该也没事。

在广州转机的时候，外面凉飕飕的，但不觉得冷。心想，应该没多大问题了，到了北京也应该扛得住。然后就到了北京。飞机没连上管道直接把乘客送进室内，走出机舱发现是下到地面的阶梯，一阵风吹过来，往衣服里钻。冷风。毫无防备地被冷风卷走了体表的热量，全身一紧。北京的冷果然不同凡响。直觉告诉我，被这风多卷两次可能就扛不住了，赶紧找了一个最近的摆渡车钻上去。摆渡车关门开车，平安抵达室内，逃过一劫。

办完手续找了一个更衣室，赶紧把秋衣秋裤穿上。我不是时尚界人士，不用顾忌这些，命要紧。扣紧每一颗扣子，然后去迎接北京的冬天了。

我坐上了去中关村的大巴，大巴上还好。真正的寒冷开始于大巴在中关村把我放下的时候。往宿舍走，10分钟的路程，每一步都充满艰辛。风不算大，但冰冷，直接往衣服里浸。零下的风，让人觉得穿再多都是徒劳。腮帮打颤，走了三分之一就把持不住了。但不能不走啊，告诉自己，回屋就暖和了，一步一步死扛着走。走到楼下，刚要歇气，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没办法刷卡上楼，卡压根就没带走，还在宿舍的柜子里放着。该死的保安磨磨唧唧5分钟都不让我进，真是杀人的心都有。

最终进了楼，暖气扑来，从头暖到脚，感觉真好。

从这天起，就得每天面对北京的寒冷了。因为我直接从夏天跳进了冬天，肉体上毫无准备，没有一个秋天让我长膘以抵御风寒，面对寒冷的感觉简直糟糕透顶。更为可怕的是，我做了一个失败的决定，把羽绒服拿去干洗了。我的羽绒服穿了去年一个冬天没来得及洗，人就飞到了澳洲，回来之后发现羽绒服上还飘着一年前的埋汰味儿，心想就拿去洗了吧，再抗上两三天，也死不了。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发现风更大了。一件不够格的外套在这种风里面简直就是找死。风肆无忌惮地往身体里钻，往骨头里刺。每天从宿舍往实验室走的那段路变得痛苦异常。缩成一团，咬紧腮帮，全身攒劲和寒冷对抗。这种全神贯注对抗寒冷的方式简直都没法让人关注路上的交通情况。生怕眼睛多望两眼路一松懈就被寒冷打败了。每次到达实验室，暖气扑来，心里都长叹一声，我的娘。

第三天，我扛不住了，找宿舍的哥们儿借了一件羽绒服。虽然比我大两个号，但好歹是件羽绒服。穿在身上，心想，这下好些了吧。但实际上，穿在身上走在路上也并不温暖，只不过往身体里钻的冷风少了些。

在路上冷，在教室也冷。因为我最近在赶毕业论文，实验室吵闹，于是得找安静的教室自习。教室密封很好，还有暖气，但从建筑物外浸进来的冷还是润物细无声。当人松懈下来正专心致志工作的时候，突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阵冷气，让人心里一紧。被这一股股邪门的冷气骚扰久了，不甚其烦，起身到处检查教室到底哪里漏风了，每个窗户缝都打量了一遍，毫无结果。只好忍气吞声，把衣服裹得更紧。这种冷，已经无法让人专心工作了，更别说熬夜。哪敢，只好每天乖乖定时回宿舍，把暖气开到最猛，吹走一天所受的寒冷。

在回北京之前，我总是想着，要去这里，要去那里，要办这事，要办那事。而我现在，只想窝在一个温暖的地方，哪里都不去，就这样把一个冬天耗过。

说了那么多的冷，最冷的场景，并没有说到。每天熬到三更半夜回宿舍的时候，走在中关村东路的天桥上是最冷的。天桥上的风呼呼地对穿而过，三更半夜零下十多度的风。天桥上挂的标语被扯得呼啦啦地响。走在天桥顶上的时候，基本上是背对着风像螃蟹一样往天桥对面移进。

每想到这种过天桥的场景，我就会想到两件事。

第一件是倪匡在《倪匡自传》中的描写，说在寒冷中赶路的人最终冻死的时候会扑通一声倒下，身体蜷作一团，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另一件事是去年的冬天，我和一个师兄三更半夜回宿舍走在天桥上，那位临近毕业的师兄年后就要回到南方老家的一所高校任教。那天走在天桥上寒风乱作，好不容易挪到天桥的另一头，师兄大骂：妈的个巴子，老子明年就不用忍受北京这狗屁气候了！

开始看但还没看完的有：李海鹏《佛祖在一号线》，老六《读库1001》，德斯蒙德《裸猿》，蔡澜《蔡澜品女人（2）》，嗯，我经常几本书一起看。

当工具书查的有《过瘾川菜经典全集》，《15种补血食物与150道补血菜》，《人体使用手册》，《夫妻按摩保健图解》。

看了但看不下去的有《奥威尔传》。

今年看书明显多过前几年，这得益于在澳洲期间每天上下班都要坐半小时地铁。这每天一小时的地铁上，最快乐的消遣方式就是看书。而看书本身，当它作为一种消遣方式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我甚至认为，看书作为消遣的价值，高过作为知识获取渠道的价值。

还有好多书想看，回国后买书容易了，看书却不容易了。主要原因是少了坐火车的时间，而别的时间，除了忙，就连在网上。上网只能让人专注于肤浅的阅读，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因为网络给人的感觉是这世界上有看不完的页面，而人性的贪婪又让人总想跳向没有看过的地方。就这样跳来跳去，时间没了，却只得到信息碎片。

于是导致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局面，在买书艰难，书价数倍于国内的澳洲，买的书读的书却比在国内还多。

这段时间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朋友们离别前的相聚。

在得知自己将要去澳洲的时候，我就在想，在走之前，一定要聚会一次。于是我就组织了聚会，12月20号海底捞那次。在聚会之前，我私下问女猪，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北京了，是不是就聚不起来了？女猪说，我这样一讲把她弄得很伤感。但她毕竟天生乐天派，她说，你要过去访问是好事呀，多开心的事情啊，干嘛说这些。后来聚会，其实挺开心，海底捞很好吃，大伙也聊得很开心。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妓院，深受关注，弄得我好像是万里迢迢去嫖妓的。

2月1号，我农历生日的前一天，付武和上校为我庆祝。我从小到大很少过生日。小的时候，生日都在家里，煮一个鸡蛋，从来没请过朋友，由此养成了默默过生日的习惯，甚至在火车上一个人泡碗面给自己庆祝生日也不觉得委屈。能和两个朋友在一起过生日，心里温暖。内心温暖的感觉很难得，一切尽在不言中。但上校显得沉默，似乎今年的所有见面都显得沉默，让我担忧。祝愿上校的生活能越来越快乐。

2月10号晚见到了小朴，他排开了一个晚上的工作安排替我践行。吃到一半才知道第二天是他40岁生日。问小朴生日怎么过，他说在工作中过。席间聊得比较深入，人生、追求、缘分、机遇都聊到了。回去路上经过鸟巢时小朴说，他们那帮在鸟巢奋斗过的兄弟都有鸟巢后遗症。我说，在鸟巢奋斗过也是一种缘分。缘分来了，就毫不犹豫地抓住，就算有一天缘分走了，它也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就在当天，回到宿舍后收到了邮件，告诉我提名通过了。我熬夜整理材料，终于在第二天坐飞机回家之前邮寄了出去。恰到好处。

从家里过年回来之后，就到了前文所说的人生最赤贫的阶段。也就是这个时候，实验室的人见着我简直都要跳起来了，啊！你居然还在？！

幸好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在我快熬不住的时候，C老师替我发邮件催了签证官。这一催真管用，第二天签证就下来了。我开始买机票，计划我的旅程。

我是3月12号离开北京的，3月10号晚上，付武和女猪替我送行。那天晚上聊得很晚，一直到付武哈欠连天眼神迷离。我和女猪骑车送付武。安静的街，清凉的空气，我们边骑边聊，内心宁静愉悦。当时我就觉得，这一刻，很多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

女猪是我离开北京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在起飞前的晚上，我通宵未眠，收拾行李。以前我也经常离开北京，简单收拾两件行李就闪人。但这次不同，一离开就是半年。在那边要从一无所有开始，缺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造成麻烦。于是，一折腾就是一夜。

这样的离开，在我人生中还有两次。一次是离开家乡去合肥上大学。当我和同学走到成都快要上火车时，心里异常不想走。成都再怎么也和家连着，但一上火车，将把我带往的是完全的未知。未知的地域，未知的前程，这种未知让我内心毫无着落，充满不安。但没有退路，我是强迫自己上那趟车的。但5年后从学校毕业时，却走得相当干脆，连学位证都没到手就急不可耐地溜了。当时心想，今后肯定有机会回去的，坐趟飞机，两小时就到了。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机会再回合肥。不是没机会，更大的原因是，那里再没啥牵挂。

离开北京，明知半年后还将回来，心里还是不舍。想想朋友的笑脸，这就是这个城市带给我的温暖。我把这些笑脸藏在心里，难说再见。

那天早上6点，我费劲地将行李从5楼抬下，女猪已经在我们宿舍楼门口等我了。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清晨，她把我送到了机场大巴中关村站。她给了我一个拥抱，我给了她一份能让她抓狂的礼物。她真的抓狂了。

一不小心，我就到了澳洲。

澳洲远吗？远，也不远。它已经在另一个半球，当然远，远得连四季都颠倒了过来。但如果坐飞机，也就睡一晚上就到达，从北京到重庆如果坐火车还要25个小时呢，还是特快。一晚上能到的地方，我不觉得远。中国现在不是在修高铁吗？立志于国内的城市之间都能以睡一觉的方式到达，至少，这还远远没达到。

如果某一天，人类实现了超光速旅行，能够通过睡一晚上的方式到达另一个星球。如果这种科技安全舒适，也不可能出现极大的灾难使人类文明退回到不具备该科技的时代，说了一大堆，我的意思是，如果能够一直百分百自由安全地使用这种交通方式，那么，我也不会觉得这个星球远。

到了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写呢？一不小心，我就到了潘多拉星球。

澳洲在大家的心目中其实也和潘多拉星球差不多，长满奇怪的动物和植物。袋鼠考拉，鸸鹋鳄鱼，金发尤物，天体沙滩，合法妓院。

到现在为止，除了满大街的金发尤物，其余都无缘得见。

1.缘起

还是从头说起吧。

我得到到澳洲访问的机会，是大约去年11月下旬，颇具有传奇色彩。我发邮件问悉尼某大学的C老师，有没有博士后的机会。邮件发出后，我准备着石沉大海。但不到5分钟之后，电话响了。原来，他正在上海访问。他问了问我的情况，说，你在毕业前先过来访问一段时间吧。当然，我知道，最终能不能有进一步的机会，完全取决于这半年我的工作成绩，澳洲的要求非常高。但不管怎样，机会就这样砸过来了，事情就这样定了。我甚至还没有做好一两个月后就人在澳洲的心理准备。

那晚我打电话给我爸说，我可能要去澳大利亚访问半年。我爸听了，停顿了两秒，很平静地说，你要去就去嘛。但我心里明白，这件事很可能让他心里不平静，一晚睡不好。知父莫如子，我也遗传他的性格，遇事外表波澜不惊，但内心翻腾。第二天一早我爸又打来了电话，详细询问了情况。那么早打电话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一晚上都在琢磨这件事。询问完了，他还是那句话，你该去就去。

我接着就找实验室相关领导确定出去访问的事，也还算顺利，再接着，就开始跑各种手续。手续繁杂，就不多说，这不是办签证攻略。

待到手续办完，就开始通知朋友，和朋友吃饭。

这期间，从圣诞到元旦的一周，我回家了一趟，因为怕签证下来就在异域他乡过年了。

这期间，也见了好多朋友，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研究生的，论坛的。比如难得一见的小武，我竟然在走之前见了三次，心里万分满足。

见完朋友冷清下来之后，C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的秘书，那个傻洋妞，把签证办错了。明明移民法已经变了，还按老的规矩办。一切得重来。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准备材料。

这时，已经1月份了。我要去澳洲的消息也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很多人见我还呆在实验室，就一脸奇怪表情地问我，你怎么还没走？弄得我还一脸歉意，仿佛我把人给忽悠了，说：签证出了些问题，重办，快了快了，你就快见不到我了。

这让我想起了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一个情节，文中的一个老头子孙有元预测自己魂丢了，要死了，于是躺在床上等死亡来临，可怎么也没死。于是家人就没事探头进去看，看他有没有死。村民也跑到门口看稀奇，这人说要死，怎么还没死。一直没死也使这个老头心里非常焦虑，甚至对自己没有死感到歉意。到最后终于死了，周围的人才从这件事中获取到满足，我的娘，终于死了。

还好，第二次重办签证并没有出太多问题。过年前，提名就下来了。我提交材料之后，还回家安安逸逸过了个年，带着女朋友。这个年过得不错，去年过年的时候，我还孤家寡人，前途未卜，今年回去，不但有了去澳洲的机会，还带回了女朋友（已经是老婆了现在，以下同），家中异常欢乐。

然后回到北京，作最后的逗留。此时的我进入了人生最赤贫的阶段。二月份实验室给我了最后的补助，申请过程也耗费了我大量的金钱，公证费接近1000，保险接近2000，申请费1000多，体检费1000多。我还不知道，过几天买机票，还要8000多。出国真是一件无比烧钱的事。

没有经济来源，如釜底抽薪，手头拮据，心里焦急。雪上加霜的是，连未来都不敢透支了。以前没了钱可以刷卡，等补助下来了再把窟窿补上。现在则一张卡一张卡地检查，有没有透支，赶紧把所有欠款补上，否则一离开半年，滞纳金能把人淹死。

这表明，北京的生活已经在和我做一个了断了，而悉尼还没向我敞开怀抱。我捂着弹尽粮绝的荷包，小心翼翼地过最后的生活，特别害怕应酬，毫无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