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我刚从夏天回来，毫无防备。

我离开悉尼的时候，悉尼正是夏天。满大街的美腿，衣物遮盖不住的肉体。这些肉体享受着圣诞加元旦的狂欢。

其实，今年悉尼的夏天不算热，没事一场雨，还挺凉快的。我庆幸我不用穿个短裤上飞机，换成棉衣下飞机了。可以多披两件走。然后我就坐上了到北京的国际航班。我已经淡忘了北京能冷成啥样子，只记得是要穿羽绒服的。羽绒服没带来，那穿件挡风的外套应该也没事。

在广州转机的时候，外面凉飕飕的，但不觉得冷。心想，应该没多大问题了，到了北京也应该扛得住。然后就到了北京。飞机没连上管道直接把乘客送进室内，走出机舱发现是下到地面的阶梯，一阵风吹过来，往衣服里钻。冷风。毫无防备地被冷风卷走了体表的热量，全身一紧。北京的冷果然不同凡响。直觉告诉我，被这风多卷两次可能就扛不住了，赶紧找了一个最近的摆渡车钻上去。摆渡车关门开车，平安抵达室内，逃过一劫。

办完手续找了一个更衣室，赶紧把秋衣秋裤穿上。我不是时尚界人士，不用顾忌这些，命要紧。扣紧每一颗扣子，然后去迎接北京的冬天了。

我坐上了去中关村的大巴，大巴上还好。真正的寒冷开始于大巴在中关村把我放下的时候。往宿舍走，10分钟的路程，每一步都充满艰辛。风不算大，但冰冷，直接往衣服里浸。零下的风，让人觉得穿再多都是徒劳。腮帮打颤，走了三分之一就把持不住了。但不能不走啊，告诉自己，回屋就暖和了，一步一步死扛着走。走到楼下，刚要歇气，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没办法刷卡上楼，卡压根就没带走，还在宿舍的柜子里放着。该死的保安磨磨唧唧5分钟都不让我进，真是杀人的心都有。

最终进了楼，暖气扑来，从头暖到脚，感觉真好。

从这天起，就得每天面对北京的寒冷了。因为我直接从夏天跳进了冬天，肉体上毫无准备，没有一个秋天让我长膘以抵御风寒，面对寒冷的感觉简直糟糕透顶。更为可怕的是，我做了一个失败的决定，把羽绒服拿去干洗了。我的羽绒服穿了去年一个冬天没来得及洗，人就飞到了澳洲，回来之后发现羽绒服上还飘着一年前的埋汰味儿，心想就拿去洗了吧，再抗上两三天，也死不了。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发现风更大了。一件不够格的外套在这种风里面简直就是找死。风肆无忌惮地往身体里钻，往骨头里刺。每天从宿舍往实验室走的那段路变得痛苦异常。缩成一团，咬紧腮帮，全身攒劲和寒冷对抗。这种全神贯注对抗寒冷的方式简直都没法让人关注路上的交通情况。生怕眼睛多望两眼路一松懈就被寒冷打败了。每次到达实验室，暖气扑来，心里都长叹一声，我的娘。

第三天，我扛不住了，找宿舍的哥们儿借了一件羽绒服。虽然比我大两个号，但好歹是件羽绒服。穿在身上，心想，这下好些了吧。但实际上，穿在身上走在路上也并不温暖，只不过往身体里钻的冷风少了些。

在路上冷，在教室也冷。因为我最近在赶毕业论文，实验室吵闹，于是得找安静的教室自习。教室密封很好，还有暖气，但从建筑物外浸进来的冷还是润物细无声。当人松懈下来正专心致志工作的时候，突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阵冷气，让人心里一紧。被这一股股邪门的冷气骚扰久了，不甚其烦，起身到处检查教室到底哪里漏风了，每个窗户缝都打量了一遍，毫无结果。只好忍气吞声，把衣服裹得更紧。这种冷，已经无法让人专心工作了，更别说熬夜。哪敢，只好每天乖乖定时回宿舍，把暖气开到最猛，吹走一天所受的寒冷。

在回北京之前，我总是想着，要去这里，要去那里，要办这事，要办那事。而我现在，只想窝在一个温暖的地方，哪里都不去，就这样把一个冬天耗过。

说了那么多的冷，最冷的场景，并没有说到。每天熬到三更半夜回宿舍的时候，走在中关村东路的天桥上是最冷的。天桥上的风呼呼地对穿而过，三更半夜零下十多度的风。天桥上挂的标语被扯得呼啦啦地响。走在天桥顶上的时候，基本上是背对着风像螃蟹一样往天桥对面移进。

每想到这种过天桥的场景，我就会想到两件事。

第一件是倪匡在《倪匡自传》中的描写，说在寒冷中赶路的人最终冻死的时候会扑通一声倒下，身体蜷作一团，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另一件事是去年的冬天，我和一个师兄三更半夜回宿舍走在天桥上，那位临近毕业的师兄年后就要回到南方老家的一所高校任教。那天走在天桥上寒风乱作，好不容易挪到天桥的另一头，师兄大骂：妈的个巴子，老子明年就不用忍受北京这狗屁气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