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好行李出门，电梯里女声叫道“够淫荡”，就下去了。从住处到学校就两三分钟。学校有好多栋楼，其中深褐色的主楼一柱擎天，我们所在的楼并不显眼。Y同学带我去学校见C老师。上楼电梯，输入密码进门。可以看出，学校建筑的安全防范做得很到位，室内的很多区域都是需要密码才能访问的。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C老师，他比照片还瘦，一看就是靠勤奋拼天下的那种人。C老师建议去吃午饭，顺便聊聊。出门找到一家台湾餐馆，边吃边聊。不知是因为刚坐了飞机还是不习惯台湾饭菜的甜味，我胃口不佳。初次见面的胃口不佳会给人拘束的感觉。

C老师问及我住房的情况，我说房租太贵，想换一换。C老师说住得远些也没有关系，这边坐火车上下班很正常。住宿安顿下来之后，自己把饭做起来，这边中午通常都带饭到学校，用微波炉热热就吃。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很新鲜。要在国内，不管老师家长都会建议学生尽量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习上，生活方面则是能简就简，能省就省。恨不得把生活压缩到最小状态，哪有鼓励学生做饭的，这不是浪费学习时间么。所以一切都和我的预期相反。我心想过来之后租一个学校旁边的，晚上可以干得晚些回去，周末也在实验室呆着，学习研究压倒一切，牺牲休息也在所不惜。完全没想过会被建议住得远点，还要自己做饭。后来呆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体会到，在这边要即会生活，又会学习，更要会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席间还聊到了我在澳洲这半年的计划，他告诉我能不能有进一步的机会直接取决于我这半年的成绩。这一点我倒是明白的，如果抱着吃喝玩乐的心态在这边游山玩水半年，不但这边没有机会，就连回国估计都不好毕业。但又要坐火车上下班，又要做饭，还得在学业上做出些成绩，这些在我看来相互冲突的要求还真让我为难。

饭后，Y同学带我去办学校的手续，由于主管该事务的芭芭拉女士不在，只好作罢。芭芭拉听上去是一个美女的名字，后来见到了才知道是一懒散的洋人老太婆，再后来才知道，是一个看到了巧克力会尖叫的老太婆。

Y同学于是带我出门办银行卡和手机卡，并慷慨地借了400元助我度过经济赤贫期。银行卡由Y同学代办，由他替我完成一切英语交流——我和所有刚到国外的中国学生一样，对说英语有种畏惧。由Y操刀，过程还算顺利，但由于我还没有手机卡，也不能出具相关资料证明我是学生，所以银行卡只办到未完成状态。需要我把资料补齐后才算完成。需要说明的是，这边银行卡收费比国内严重。国内一张普通卡，10元年费是唯一的收费，这边的卡，某些种类的账户在自动提款机上提款都要收费。这也是为什么我得办学生账号，出具学生证明的原因。

买手机卡是在一华人店，我想想，和华人说英语，我至少不那么怕，那我试着应付应付吧。但是蹩脚英文明显让那老太烦了，她用中文问道，你到底要什么？我舒了一口气，转用中文交流，我说我要那种打中国便宜的手机卡。老太婆把手机卡递给我，我翻看。这种卡打国内只要三分一分钟，打悉尼本地却要两毛，当然，都是澳币。和国内电话卡不同的是，这种卡还需要电话激活。电话打过去，洋妞接话，澳洲口音，问我一连串信息，交流到一半，实在难以为继，越说越说不清，Y同学接过电话，替我回答了剩下的问题。我再接过电话，里面的洋妞舒了一口气，看来她比我还头疼，她告诉我，手机会在4小时后激活。

此时已不早，Y同学先回家了。他问我自己逛逛没问题吧？我说没事。我想我一个快三十的人了，难道还怕逛街，于是开始一个人在附近闲逛。

我如一个探索者一般好奇地探索周围的环境。这边的超市很奇怪，喜欢扎堆，一楼甲超市，二楼乙超市，如此之近，不畏竞争。在国内，谁见过家乐福和沃尔玛当邻居的。我逛完唐人街逛百老汇购物中心，我好奇地翻看每一样商品，疯狂地比价，什么便宜挑什么：最便宜的面包，最便宜的牛奶，最便宜的方便面……买到这些之后，心中安稳下来，我想，至少，我不会饿肚子了。后来才明白，未必便宜就是节约，适用才是节约。比如买来的劣质面包，和女人的X一个味道，在吃了两三天之后，我实在难以为继了，这袋面包最后放到长毛，不得不扔掉。再比如最便宜的餐具洗涤剂，怎么都洗不干净餐具上的油，而比它贵一块钱的同类产品，一滴就能搞定。再比如最便宜的水果，表面上看同样光鲜亮丽，拿回家放着一天忘了吃却坏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真的节省到了极致。这让我想起《金拇指》里面援引的苏东坡的轶事，苏轼被贬停薪后，将每个月的预算分成30份，挂梁上，每天取出其中一份，以作生活开支。我当前的状况也差不多，将借来的钱精打细算，省一分是一分。一天20行不行？不行，太多了。一天10块呢？似乎又不够。那好吧，一天15。虽然不像苏轼挂在梁上，但也写在心里了。

傍晚，回屋收拾行李，本以为该买的都买了，收拾妥当却发现还缺个枕头，于是又出门奔向超市，买了一个最便宜的腈纶枕头。枕头好找，一看形状就是，枕套却麻烦，都包装好了，从包装上看，枕套，枕巾，床单，被套，全他妈一个样。只有根据标签去找。弄了好久，终于弄明白枕套的英文叫pillowcase，喜出望外找到一个，立马付款回家。打开一看，却是U型枕套，用来套U型枕头的。我拿着那U型枕套，不知怎样才能把枕头塞进去，觉得自己蠢到家了。心想算了吧，先把它当枕巾用。明天看能不能换掉。

终于基本物品凑合着都有了，随便吃了些买的东西，然后洗澡洗衣服。一切忙完之后打开电脑连接网络。当熟悉的网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心里终于有了一些安稳的感觉。

下线之后已经是晚上12点了，正好是国内的9点，于是给家里打电话汇报情况。父母的不安能在电话里很明显地听出来，他们完全不了解这边的一切，但又急于知道这边的一切。我知道，他们只有了解了情况，心里悬着的石头才能落地。我告诉他们，学校都是中国人，住处也都是中国人，一路上华人餐馆很多，没有什么不习惯，我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这样的解释显然夸张，但是，你知道的，却很必要，尤其对于父母那颗牵挂万里的心。

半个小时挂断电话之后，我终于可以如愿入睡了。在悉尼的第一天结束。

机场出口接人的很多，我四处望，看谁比较像Y同学。他说他会拿一张写着我名字的纸。手里拿着纸的人很多，但我没找到我的名字。我只好又根据外貌来判断：和我差不多大小，学生模样。终于锁定一个，见他手里拿着的却是一张A4白纸。我走进，他的确是Y同学，那白纸上的确写了我的名字，圆珠笔单线条，连多划几道加粗都舍不得，不近到一米根本看不出上面有字。

见面寒暄，问我路上是否顺利，等等。然后带我打的前往他替我找的住处。我在出租车上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往外看。如果要以房屋的密集程度和楼层的高低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繁华，那澳洲比中国差远了，一路上的房子比不过北京上海，也比不过成都重庆。房屋全是一两层，独门独户，房屋周围环绕着长相迥异于国内的树木。当然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住着别墅。路不宽，想要看八车道的路，那几乎是没门。

当终于周围的房屋慢慢高了起来，到了一条稍微宽一点的路，Y同学告诉我这是Broadway，马上就到城市了，住处就在前方。我说，刚才的不叫城市啊，他说那是郊区，真正的悉尼城区非常小。我说有多小，比北京的东城区还小？他说不知道北京东城区有多大，至少比上海的浦东新区小。真正的高楼就集中在这非常小的一片区域。这区域之外的，严格上都不叫悉尼，它们有自己的名字。国内所说的悉尼，通常是指悉尼城区以及周围的一大片郊区。真正住在悉尼城区的人非常少，大部分住在西郊和北郊。我想，以前有好几个人说他在悉尼，弄半天，是在骗我。

眼前的这条街叫Broadway，通常翻译成百老汇，原来不止美国有百老汇，全世界都有，就像不止北京有王府井，全中国都有一样。其实，按字面解释，Broadway应该翻译成“宽路”。我看着眼前，如果这也叫宽路的话，长安街只好叫超级宇宙无敌巨宽路了。

我们从出租车上下来，拎着行李，拐弯进入侧街，上楼。我的住处，是百老汇路边楼房里的一套公寓。上楼，楼梯是英语服务，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声“勾引啊”，楼梯于是上升了。

出楼梯，敲门，房东开门。房东是个学生，北方人模样，宽脸细眼，戴个眼镜。进屋后，我打量住处，这其实是一套一居室。一室一厅一阳台一厕所。我住那一室，房间还不错。但这一厅坏了我的印象。厅里摆了两张床，一张沙发。一张床上没睡人，应该是房东的，被子扭作一团。另一张床放在角落，上面歪躺着一个人，见有人来，抬头望了一眼，又躺下了。沙发上的人睡得死沉没有动静，沙发太短，脚搭在沙发外面。

Y同学告诉我，这三个人和我们一所大学。我心里估摸着，这就是海外华人学生的风貌？我心里产生了抵触，不愿在这里长住，再加上房租太贵，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我和房东谈，我租一个月如何，我的补助少，房租太贵，负担不起，他不乐意。他说他和Y同学说好了，至少租三个月。Y同学替我说好话，说大家都是学生，都不容易，帮个忙，何况他这房子地势好，租出去非常容易。他说三个月后他就毕业了，他就是算好了租三个月的，三个月后正好毕业，到时候房子也正好到期。我明白了他其实是二房东，把整个房子租下来，再将其中一间转租出来赚点油水。商讨了很久，他同意我在这里暂时住两周，他用着两周将房子再租出去，我用这两周再找房子。我答应了。勉强先住下来，作一个过渡。

交钱开票，260一周的房租，押二交一，加上100的钥匙押金，一下子去了880，身上只剩不到50，我直接步入赤贫。

我真正离开伟大祖国前往澳洲是14号。在此之前的两天，我隐匿在广州，陪女朋友。我订的机票是从北京到广州，广州到悉尼。广州暂停两天，了下私愿。这两天本来还准备找个时间会会上校，但时间仓促，事务颇多，抽不了身，此事只好作罢，按下不表。

在离开之前，悉尼已经派了一个学生Y做接应我的准备。Y在网上了解我的住房需求，帮我找房；我则不断地询问他关于悉尼的一切，每个细节，生活天气住宿工作，我确信，我已经把他问得快无语了。

面对未知世界，通常在国内生活过的人，都不安而惶恐，这得益于不断来自生活的教训。比如说买电脑吧，你一定得上网查好所有资料，要不就得找一个懂行或者认识人的朋友前往，否则会被骗得血本无归。这还只是几千元的小事，如果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大事，比如买房，你了解了地段行情，周边环境，交通情况，国家税收，银行贷款，建筑法规，收房验房知识，自信满满已经成了专家了，依旧可能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因为你可能不了解开发商的人品。我买房又退房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诠释。

生活已经不断告诉我们，任何的未知都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对未知的不安让我询问悉尼的每一个细节，但是通过聊天问答却往往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答案。聊了好几天，他对我最有用的帮助其实就一句话：带上七八百澳元——一开始交房租和买生活日用品就得这么多钱。

我找女友和家里凑齐了八百澳元，还怀揣一千人民币，起身了。

女友将我送到机场，并办了托运。然后前往国际出发的通道，她就得离开了。国际通道以内的区域只有持票的可以进，那里基本上算是国与国的界限了，不能乱来。前段时间那个吻瘫机场的美国华人博士，就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其实我很欣赏这位博士，他的表现给大众心目中博士的木讷印象添上了光辉的一笔。

我独自一人顺着人流往前走，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没走多久看到一张桌子，有人在那儿领表，外国人出入境申报表。我想了想，我在这个国家暂时还不算外国人，就继续往前走。慢慢地队伍被分割成了涓涓细流。关卡来了，我在队伍中随着关卡的放行一步一步往前挪。

首先是验票安检，这与国内乘机无异。接着便是海关，放行前往国外的地方。单行队伍蜿蜒而行，最后被工作人员拦住，分配到一个一个的窗口。我被分配到的窗口的海关工作人员是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显然遇到了人生的喜事，笑靥如花，眼波频传，看见谁都像见着恋人。在海关遇到这样一位工作人员，实属罕见。当她用看恋人般的目光望向我时，我内心复杂的感受一扫而光，霎那间春暖花开。我用表情回应，将机票和护照递给她。她微笑着问我去澳洲做什么？我说学术访问。她问是公派的吗，我说是私人联系的。她朝我嫣然一笑，啪地在护照盖了个章，然后将护照机票悉数奉还。我还期待着和这位姑娘有更多对话，却就这样被允许出境了。意犹未尽。

顺着通道来到候机厅，看着护照上的出境章，我心想，我现在处于不属于中国的地方，但是也显然不属于澳洲。我利用暂时还属于中国的手机信号，以及还剩下的一些时间，开始打电话和发短信作最后的道别。

不到九点，准时登机。我就要飞往另一个国度了，我想。可登机一看，飞机上几乎都是中国人。几个鬼佬，仅作点缀。空姐的服务也是中文优先英文其次。这哪像出国，简直就是国内旅行。

……

我是第二天早上澳大利亚时间9点左右到达悉尼的。

澳大利亚的9点相当于国内的6点，我正睡意绵绵，飞机的广播将我吵醒，告诉我悉尼即将到达。我不情愿地睁开带着眼屎的眼睛，周围的人已经吃过早餐了，也就是说空姐发早餐也没把我弄醒。向窗户外面望去，飞机正在下降，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确不该睡觉了。往下望去，我看到了海，看到了陆地，上面有树有房子，迥异于飞机在北京降落时的情景，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高架桥柏油马路，以及马路上塞得死死的车，只有绿树房子相映成趣。

新大陆就这样到了，我的新生活也要开始了。

飞机着陆，我打开手机，手机水土不服地搜索了十多分钟信号，其内的北京芯片终于被这边的网络接纳。

我拎着行李下飞机，沿着一路的英语标识往前走。海关处，我递交上了护照和昨晚飞机上填好的入境卡。迎接我的海关工作人员又是一位姑娘。她看我的入境卡然后问我，你是博士？我说是啊，她说哇哦。她一哇把我哇高兴了。她又问了我的方向以及停留时间，问我念博士很苦吧？我说相当苦。她说她想也是，然后啪地一个章，给我放行了。

前往行李提取处，有工作人员牵着狗嗅每个人的行李，如果有可疑物品，狗会叫，如果没有，狗转头就走。澳洲是一个出入境检查很严的国家，以动植物为原料的物品，包括食品、衣物、日用品都不能带进去，甚至你带了一双鞋，鞋子上粘着澳洲以外的泥巴，也是需要申报的。澳大利亚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不受外来物种的破坏。这样严格的法律会给所有入境的人带来不便，比如我随身带了两包牛肉干，一个苹果，不行，都得扔掉；即使想带点中国的茶叶，不就是早死得没有活细胞的叶子么，也得申报。但这种不便换来的是澳大利亚不受破坏的环境。他们对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是用法律来体现的。

我提取行李之后，在行李检查之前，看到了一处兑换货币的窗口。心想自己携带的800澳元可能不够用，立马摸出1000人民币兑换了。当澳币拿到手时却发现亏了。1000人民币只换来130多澳元，这样算下来，汇率比7还高，也就是说，比美元还贵（正常的澳币汇率是6）。看收据才知道亏在哪儿，在机场换钱，汇率高达6.5，还扣掉了手续费20澳元。内心无比肉疼，还没出机场就吃了一亏。

我带着肉疼的心，拎着行李过安检。所幸的是安检没怎么为难我，见我申报带了常用药品，登记了一下，就放我出行了。

拎着行李走出机场，Y同学已经在那儿等我了。
 

这段时间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朋友们离别前的相聚。

在得知自己将要去澳洲的时候，我就在想，在走之前，一定要聚会一次。于是我就组织了聚会，12月20号海底捞那次。在聚会之前，我私下问女猪，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北京了，是不是就聚不起来了？女猪说，我这样一讲把她弄得很伤感。但她毕竟天生乐天派，她说，你要过去访问是好事呀，多开心的事情啊，干嘛说这些。后来聚会，其实挺开心，海底捞很好吃，大伙也聊得很开心。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妓院，深受关注，弄得我好像是万里迢迢去嫖妓的。

2月1号，我农历生日的前一天，付武和上校为我庆祝。我从小到大很少过生日。小的时候，生日都在家里，煮一个鸡蛋，从来没请过朋友，由此养成了默默过生日的习惯，甚至在火车上一个人泡碗面给自己庆祝生日也不觉得委屈。能和两个朋友在一起过生日，心里温暖。内心温暖的感觉很难得，一切尽在不言中。但上校显得沉默，似乎今年的所有见面都显得沉默，让我担忧。祝愿上校的生活能越来越快乐。

2月10号晚见到了小朴，他排开了一个晚上的工作安排替我践行。吃到一半才知道第二天是他40岁生日。问小朴生日怎么过，他说在工作中过。席间聊得比较深入，人生、追求、缘分、机遇都聊到了。回去路上经过鸟巢时小朴说，他们那帮在鸟巢奋斗过的兄弟都有鸟巢后遗症。我说，在鸟巢奋斗过也是一种缘分。缘分来了，就毫不犹豫地抓住，就算有一天缘分走了，它也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就在当天，回到宿舍后收到了邮件，告诉我提名通过了。我熬夜整理材料，终于在第二天坐飞机回家之前邮寄了出去。恰到好处。

从家里过年回来之后，就到了前文所说的人生最赤贫的阶段。也就是这个时候，实验室的人见着我简直都要跳起来了，啊！你居然还在？！

幸好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在我快熬不住的时候，C老师替我发邮件催了签证官。这一催真管用，第二天签证就下来了。我开始买机票，计划我的旅程。

我是3月12号离开北京的，3月10号晚上，付武和女猪替我送行。那天晚上聊得很晚，一直到付武哈欠连天眼神迷离。我和女猪骑车送付武。安静的街，清凉的空气，我们边骑边聊，内心宁静愉悦。当时我就觉得，这一刻，很多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

女猪是我离开北京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在起飞前的晚上，我通宵未眠，收拾行李。以前我也经常离开北京，简单收拾两件行李就闪人。但这次不同，一离开就是半年。在那边要从一无所有开始，缺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造成麻烦。于是，一折腾就是一夜。

这样的离开，在我人生中还有两次。一次是离开家乡去合肥上大学。当我和同学走到成都快要上火车时，心里异常不想走。成都再怎么也和家连着，但一上火车，将把我带往的是完全的未知。未知的地域，未知的前程，这种未知让我内心毫无着落，充满不安。但没有退路，我是强迫自己上那趟车的。但5年后从学校毕业时，却走得相当干脆，连学位证都没到手就急不可耐地溜了。当时心想，今后肯定有机会回去的，坐趟飞机，两小时就到了。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机会再回合肥。不是没机会，更大的原因是，那里再没啥牵挂。

离开北京，明知半年后还将回来，心里还是不舍。想想朋友的笑脸，这就是这个城市带给我的温暖。我把这些笑脸藏在心里，难说再见。

那天早上6点，我费劲地将行李从5楼抬下，女猪已经在我们宿舍楼门口等我了。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清晨，她把我送到了机场大巴中关村站。她给了我一个拥抱，我给了她一份能让她抓狂的礼物。她真的抓狂了。

一不小心，我就到了澳洲。

澳洲远吗？远，也不远。它已经在另一个半球，当然远，远得连四季都颠倒了过来。但如果坐飞机，也就睡一晚上就到达，从北京到重庆如果坐火车还要25个小时呢，还是特快。一晚上能到的地方，我不觉得远。中国现在不是在修高铁吗？立志于国内的城市之间都能以睡一觉的方式到达，至少，这还远远没达到。

如果某一天，人类实现了超光速旅行，能够通过睡一晚上的方式到达另一个星球。如果这种科技安全舒适，也不可能出现极大的灾难使人类文明退回到不具备该科技的时代，说了一大堆，我的意思是，如果能够一直百分百自由安全地使用这种交通方式，那么，我也不会觉得这个星球远。

到了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写呢？一不小心，我就到了潘多拉星球。

澳洲在大家的心目中其实也和潘多拉星球差不多，长满奇怪的动物和植物。袋鼠考拉，鸸鹋鳄鱼，金发尤物，天体沙滩，合法妓院。

到现在为止，除了满大街的金发尤物，其余都无缘得见。

1.缘起

还是从头说起吧。

我得到到澳洲访问的机会，是大约去年11月下旬，颇具有传奇色彩。我发邮件问悉尼某大学的C老师，有没有博士后的机会。邮件发出后，我准备着石沉大海。但不到5分钟之后，电话响了。原来，他正在上海访问。他问了问我的情况，说，你在毕业前先过来访问一段时间吧。当然，我知道，最终能不能有进一步的机会，完全取决于这半年我的工作成绩，澳洲的要求非常高。但不管怎样，机会就这样砸过来了，事情就这样定了。我甚至还没有做好一两个月后就人在澳洲的心理准备。

那晚我打电话给我爸说，我可能要去澳大利亚访问半年。我爸听了，停顿了两秒，很平静地说，你要去就去嘛。但我心里明白，这件事很可能让他心里不平静，一晚睡不好。知父莫如子，我也遗传他的性格，遇事外表波澜不惊，但内心翻腾。第二天一早我爸又打来了电话，详细询问了情况。那么早打电话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一晚上都在琢磨这件事。询问完了，他还是那句话，你该去就去。

我接着就找实验室相关领导确定出去访问的事，也还算顺利，再接着，就开始跑各种手续。手续繁杂，就不多说，这不是办签证攻略。

待到手续办完，就开始通知朋友，和朋友吃饭。

这期间，从圣诞到元旦的一周，我回家了一趟，因为怕签证下来就在异域他乡过年了。

这期间，也见了好多朋友，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研究生的，论坛的。比如难得一见的小武，我竟然在走之前见了三次，心里万分满足。

见完朋友冷清下来之后，C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的秘书，那个傻洋妞，把签证办错了。明明移民法已经变了，还按老的规矩办。一切得重来。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准备材料。

这时，已经1月份了。我要去澳洲的消息也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很多人见我还呆在实验室，就一脸奇怪表情地问我，你怎么还没走？弄得我还一脸歉意，仿佛我把人给忽悠了，说：签证出了些问题，重办，快了快了，你就快见不到我了。

这让我想起了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一个情节，文中的一个老头子孙有元预测自己魂丢了，要死了，于是躺在床上等死亡来临，可怎么也没死。于是家人就没事探头进去看，看他有没有死。村民也跑到门口看稀奇，这人说要死，怎么还没死。一直没死也使这个老头心里非常焦虑，甚至对自己没有死感到歉意。到最后终于死了，周围的人才从这件事中获取到满足，我的娘，终于死了。

还好，第二次重办签证并没有出太多问题。过年前，提名就下来了。我提交材料之后，还回家安安逸逸过了个年，带着女朋友。这个年过得不错，去年过年的时候，我还孤家寡人，前途未卜，今年回去，不但有了去澳洲的机会，还带回了女朋友（已经是老婆了现在，以下同），家中异常欢乐。

然后回到北京，作最后的逗留。此时的我进入了人生最赤贫的阶段。二月份实验室给我了最后的补助，申请过程也耗费了我大量的金钱，公证费接近1000，保险接近2000，申请费1000多，体检费1000多。我还不知道，过几天买机票，还要8000多。出国真是一件无比烧钱的事。

没有经济来源，如釜底抽薪，手头拮据，心里焦急。雪上加霜的是，连未来都不敢透支了。以前没了钱可以刷卡，等补助下来了再把窟窿补上。现在则一张卡一张卡地检查，有没有透支，赶紧把所有欠款补上，否则一离开半年，滞纳金能把人淹死。

这表明，北京的生活已经在和我做一个了断了，而悉尼还没向我敞开怀抱。我捂着弹尽粮绝的荷包，小心翼翼地过最后的生活，特别害怕应酬，毫无底气。

正式成为已婚青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