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老婆的父母，老婆家的亲戚们（包括舅舅舅妈表弟们），都已经赶到了荣昌。由于过年期间住宿紧张，我们一开始并没能把他们的住宿安排在一起。岳父岳母由于到得早被安排在即将举行婚礼的金昌酒店，其余后到的亲戚被安排在比较远的华东酒店。后来，通过老爸想办法，终于让金昌酒店预留了4个标准间，我们终于可以把舅舅舅妈表弟们从华东接过来和岳父岳母一起住，事情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在终于将所有亲戚安排在一个酒店之后，老婆发现手机不在了。分析来分析去，最大的可能是丢在了出租车上。于是开始打电话，希望出租车司机能听见，然后把手机送回来。

打了很久，手机也没有人接。大家都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落在出租车后座很可能出租车司机听不到，反而被第二个搭乘出租车的人捡走。被乘车的人捡走，手机就没那么容易要回来了。对方怎样处理手机的可能性都有，比如将手机卡扔了，再把手机当二手卖了；再比如捡着手机继续用——老婆的手机是自动从银行扣账的，继续用还了得——手机的归属地不在荣昌，一时半会儿也挂失不了。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没事就打一打，让对方用不安宁手机。

我们一家人一边不抱希望地拨手机，一边去吃饭的地方。拨着拨着，手机却突然通了。由于老婆的重庆话不好，我接过手机和那边交流。

先是一个男的和我说话，再是一个女的和我说话，说话内容都差不多，说他们捡到了我们的手机，我说谢谢，我们在金昌酒店丢的，能不能送过来（我把那边当出租车司机了）。那边说，啊？我们捡到手机就这样还给你啊？言下之意，你不表示一下，怎么可能还给你。我说这样嘛，你们送过来，我们给你们一点现金表示感谢。那边问多少啊？我和老婆沟通了一下说200。那边想了一下说可以，但是坚决不送到宾馆来，怕我们口头答应了，到时候对他们不利。到这个时候，我已经被那边急得哭笑不得了，我说，大过年的，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两百块钱搞得大家都不高兴。那边说是，我晓得你们有钱。我听了这句话更感觉像吃了苍蝇。我说，你们送过来，我们交钱，就这么简单。那边还是不干。这个时候那边开始绕弯子，一会儿说去另一个宾馆，那边他们有熟人，可以让我们到他们熟人那里取手机，一会儿又说去三级车站，他们正在那边办事。

正月初三遇到这种事，满肚子的气，还只能忍着，因为得把手机要回来。一边心里也在想，就算那边什么要求都没有地送回来，我们至少也会给一两百的感谢金，你说这两人何苦为一两百块钱搞得大家都不愉快，还怕把各人绕进去，在这里越弄越复杂。

最后，那边终于敲定了三级车站，让我们过去拿，不，只能让失主一个人过去拿。我们当然没傻到这地步，四个人——我老婆、我、我爸、老婆的大舅——一起打了一个车开去了三级站。

到三级站之后，老婆跟那边打电话，我有意思跟老婆隔开几米——我和她穿的情侣装，都是黄色，一看就是一对——对方要发现了没准就不还手机了。但我爸跟着老婆，怕出事。

那边又开始领着老婆绕圈，先让过马路，再让向左，向右，向左，向右。我隔着马路看着老婆东走西走，东看西看，其实就在原地打转。后来才明白，那边在观察我老婆是不是一个人。

再后来，我发现我老婆向一个人走去，我爸走了过去，形势不太对。

我两步冲过了马路，大舅也跟着我跑过去。到了跟前，已经吵起来了。

对方是一男一女，一看都不是正经人。女方烫发，妆化得很俗，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估计不是太妹就是妓女。男的，染发烫发扎耳钉，典型的混混。看到这两个人，我就一点都不纳闷为什么他们能做出这种事了。

还没弄明白吵什么，矛盾已经激化，我爸一把向那女的推去。那男的有动手的意思，我爸指着他说，你敢！那男的打量形势，此时我和大舅刚好赶来站定。那男的打量我，我盯他，狠盯，意思很简单，你要有种就动手试试。那男的不敢贸然动手，也不好再打量我，因为我一直瞪着他。我瞪人的功夫在初中就被人形容为恐怖。

再然后，那个男的走到旁边去打电话，女的和我老婆开始骂战。骂战的几百字脏话就不在这里复述了。

经过后来的回忆和整理，矛盾激化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女的先像操纵机器人一样把我老婆引来引去，还说，你怎么这么笨，我都看到你了你还没看到我。在见到人之后，收了钱，拿了手机，我老婆一直说好话，那女的却在最后丢下一句：今天是给你一个教训！这句话把矛盾彻底引爆。我老婆忍了一肚子的气开始爆发，我老爸开始上去推人。我和大舅赶到，开始对峙，人开始围观。那女人居然有脸大叫她要报警，谁怕谁，警察来了，至少也给她定个敲诈。

由于男的看我们人多没贸然动手，事件没朝更恶劣的方向发展。那男的开始到一边打电话，我怀疑那男的在打电话叫人。围观的人开始劝架，在骂够了之后——当然骂不够，只是出出心中恶气罢了——遇到一个拉三轮的来劝架，和我爸似乎有些认识，就坐着那人的机动三轮走了。

在机动三轮开走的时候，那男的依旧在朝这边打量。妈的个X，谁怕谁，我依旧恶狠狠回应。

事情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除了久久不息的余怒。

回顾整件事，一开始我们想谁会为了区区200块钱把事情绕得这么复杂，最终我们得到了答案：小混混和小太妹。这类人表现光鲜，在人前耍威风，其实连养活自己的钱都没有，为了一点小钱，什么心思都能动，什么事也干得出。

另外，四个人一起过去显然是明智的，如果是两个人过去，非有一场打斗不可。如果一个人过去，那就不是两百块钱的事了，五百块钱估计都拿不回来，还可能把人栽进去。

还有，最后走了也很明智，如果那男的真的是在打电话叫同伙，拖久了反而有危险。

从头到尾我没有动手，除了在气势上和对方抗衡，整件事在处理上我好像缺了些男子汉气概，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有我的顾忌。第二天就是大婚的日子，我可不想黑着眼圈或者瘸着腿上台。尽管四个人摆平两个人很容易，但一旦动手，什么样的意外都可能有。更何况，我爸妈生活在这座城市，事情弄大了，小混混烂命一条，我爸妈的安全呢？

无论如何，事情在没有恶化的情况下收场了，虽然恶气没有出够，至今想起依旧恨得牙痒痒。

这件事也让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尽管重庆打黑打得风生水起战功累累，但这种混混是打不完的，就像割草，割了一茬又一茬，除非你破坏掉滋生杂草的环境，但这项工程，比打黑艰难百倍千倍。我也不指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一天。只要这个城市里有部分小孩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没有认同感，他们就可能通过混社会的方式寻找安全感寻找归属感寻找认同感。谁去给他们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这问题太复杂了。

写下这件事，也是想给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一个借鉴。遇到这类事件，智力上的较量比体力上的较量更为重要。

就这样吧。
 

……

晚上打了一个电话，给明天要去看的人，胡。听到他的声音时，我很难想象一个人面对绝症会如此豁达乐观。我真不该对他说我明天去看他，我应该对他说，我明天去找他耍。

很多同学都说，他还是原来那个他，甚至觉得他得病的消息是一个恶作剧。他甚至不愿意赋闲呆在家里，觉得用这些时间去做点生意应该比较好耍。

其实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什么，过好当下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2009年12月28-29日

……

吃完饭弟弟带我去了公交车站，送我上了公交车，半小时后到了成都火车站，两小时后到了重庆，打黑车到了红旗河沟。我的一位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高中女同学戴已经在等我了。她一会儿将陪我去看望重病的胡，他们俩特别好，她也是第一个知道胡得肝癌的人，胡的媳妇打电话哭着告诉她的。这几天和戴接触，没想到高中时不起眼的她如今如此细心干练，人也出落得漂亮了。

在她公司背后随便吃了些东西，去超市买了水果和牛奶，便打车去了胡家。

当胡打开家门时，我不敢相信他有病在身，他精神不错，人也并未因此消瘦。他很高兴地过来和我打招呼，让我坐，仿佛是因为多年没见我登门拜访。她的媳妇抱着孩子，肉肉的小脸，肉肉的小手，六个月大，已经会叫爸爸了。当叔叔的我抱了抱，当自己的手指被他肉肉的小手抓住，内心变得柔软又揪心。我尽量不提病字，和同学吹牛，和同学扯八卦，说一些好玩的事，我知道，我过来，是让他开心的。同学的父母也在，早已从老家过来了，每天守着自己的孩子，让他按时吃药。

坐了不多一会儿，重庆日报报社的同学周打电话来了，说他下班了，订了一桌饭菜，让我们一起过去。我，胡，戴，打了一辆车一起过去。在离开胡家时，我回望胡的父母，怎么看都觉得揪心。

吃饭的时候终于有人问了他的情况，问他化疗难不难受，他说不怎么难受，只吐了一次。下个月会有第二次化疗。重庆的同学，没事就去看他，找他玩。戴已经去看他3次了。还有同学拉他一起打牌。我在想，我们这些做同学的，能做些什么？医学上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做了，也只能是让他即使在病中，也过得开心。我们想让他开心。

临走的时候，他问我出国访问是不是要6月份才能回来了，那就6月份见嘛。我不敢想6月份的情况，赶紧说，如果签证不顺利，过年还能回来，过年也能见。后来回想起自己说的话，又后悔了，我应该和他约好明年6月份见的。他打车走了。我心里难受，但依然希望能有奇迹。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人类的医学发展到今天了，为什么还那么有限，为什么对那么多病痛束手无策？恨铁不成钢，医学就真的对人身上异变的细胞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在饭桌上还听到另外一件事，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身体虚弱，一直都不愿意检查身体，结果一查，就查出脑子里有个瘤子。在家人的劝阻下，终于去动了手术，但手术出来，下半身却瘫痪了，每天坐着轮椅，但依旧去给学生讲课。

晚上在周季钢家过夜，第二天，终于坐大巴回了家。

父母很高兴，妈高兴得打牌大赢。

晚上去看婆婆，婆婆说了二叔被带进神经病院的过程。今年上半年二叔发病了，把家里能扔的都扔下了楼，扫垃圾的足足拉了两车。还打婆婆，吓得婆婆两天没回屋。去找居委主任，叫来警车救护车，把二叔拉去了医院。现在婆婆每周去看一次二叔，医院的伙食差，每周带一点肉去，带三包烟。二叔住在八人一间的屋子里，都是神志不清的人，经常错穿成人家的衣裤。

还说了以前院子里的陈姑婆，身体一直很好，精神矍铄。前段时间，也是肝上查出了问题，肝癌，一个月人就没了。

回家又听妈说了院子里的夏老师，多么好一个人，中风之后，现在只能坐轮椅，身上肌肉都萎缩了。她的老公，作为无神论者的徐老师，在医学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现在只能信神，没事就往庙子里跑。

就写这么多，人生无常。健康就是最大的快乐。一个人健健康康地，和自己爱的人油盐酱醋过一辈子就是莫大的幸福。

2010年1月2日

今天早上去了张yin家，又是一个怀儿婆（孕妇）。张是我们高中班班长，我是团支书。去她家一方面是看望她，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胡捐款的事，张是我们高中班班长。张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棉衣棉裤，帽子围巾，手套棉鞋，还在家烤火。最近总是接触怀儿婆，也明白了生育的不易。今后一定好好爱老婆。

为了给胡捐款，我们整理出了一张班上的名单，将所有人名按照所在地区分门别类。重庆一个区，成都一个区，荣昌一个区，北京一个区，深圳香港一个区。每个地区选一个负责人，进行捐款工作。我们一个班，虽然已经毕业10年了，可是这股无形的力量仍在，班上的同学，就像一家人。这句话在以前说，绝对的假大空，经历了岁月的洗练，才能说得发自内心。任何一个人有事，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地去帮助。就像知道这件事之后，心里一直在想，自己能为胡做些什么，一直到一个大概的计划形成，心里才稍微踏实。

晚上喝茶，说到肝癌，周说，乙肝有一个爆发期，如果爆发期没控制好，就会转化成肝硬化，然后变成肝癌。乙肝有2-5%的转化成肝癌的几率。这个几率并不高，可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

从家返京之后，戴和我开始了募捐工作。前前后后一个月，筹集到了来自同学的一万多捐款。很多同学私下看望的款项不包括其中。

过年回家，2月14日，大年初一下午，我和七八个高中同学去了胡家。他戴着帽子，头发掉得差不多了。人消瘦了很多，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见我们来了下床迎接，走路的时候用手护着肝。整个过程我们聊得比较多，他也说话，但话没有12月份我们看他的时候多了。

最后离开的时候，戴的包包忘在了他家，回去拿的时候，他让戴不用上楼了，他将包套在一个塑料口袋上，制成一个降落伞。从窗户扔出，平安降落。

……

5月7日，戴告诉我，胡的病情不太好，又住院，恶化了，剩下的日子按天算。估计生命最多也就一个月了。

5月9日，戴去医院看望胡。第二天跟我说，情况恼火，上次看他还一起在医院吃饭，这次说话都困难了，感觉已经是在拖了。因为5月10日是他31岁生日，9日看他时戴买了蛋糕。胡说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吃生日蛋糕。我发去短信，带去一个老朋友的生日祝福，由他老婆收到，要他老婆尽量让他开心。他老婆说，放心吧，这是她作为妻子的责任。

6月13日凌晨收到消息，戴说小胡（12日）下午走了。
在胡离开的当天，戴写下了这样的日志：

从最开始的勇敢和坚强，到后来的忍受和坚持，到最后的绝望和无能为力，每次都能感受到对生命的强烈渴望，和对人世间的留恋，但是，面对病魔，人的躯体是那么的软弱，和柔弱！真是太残忍了，眼睁睁看着曾经非常熟悉的、曾经生龙活虎乐观开朗的人，身体被病魔一点点的吞噬，太难受了！

虽然早有准备，我依然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我也硬被飞机拉到了天空。在天上，目睹了太阳沉入光怪陆离的云海的全过程。在天暗下来之后，遭遇了气流。外面黑漆漆的，机身晃荡，像在坐船。不对，船遇到浪的时候，往往振幅较大，但频率较低；但飞机往往频率很高，振幅不大——未必不大，只是保险带把人拴得牢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气能托机，亦能毁机。还好，虽然风吹浪打，我们的机还是直挺挺地往前射。气流过去之后，想起一件事。某天和一位朋友开玩笑，那朋友说她在鼠年命运不好，但愿天上的神仙能保佑她牛年好运一些。我想了想说，过些天我就要上天了，我保佑你吧。这回真在天上了，那自己的灵魂也叫在天之灵了，于是就煞有介事地保佑了她一番。完事后觉得不够，又把所有我在意的人逐个保佑了一回。当神仙的感觉真不错。

两个小时后，就到了重庆。地上最快要25小时的路程，天上2小时就办到了。天上一天，地上一年，果然不是盖的。

坐公交车去了朋友家。我先在重庆玩两天，再回家。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我闻到了这个城市的气味。什么气味？火锅香味。放眼望去，尽管夜色阑珊，满大街都是美食。街边摊，以及登堂入室的店面，都在散发诱人的味道。妈呀，我想念了一年的重庆终于赤条条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咽了一下口水，饥渴得迫不及待。（此处删去两百字）

久违的朋友把我接回了她家。我以为我们见面时会热烈拥抱，但实际情况只是相视一笑，仿佛昨天才见了面。她老公也已经在家了。人这一辈子能找到的朋友不多，在朋友之中，能给你亲人感觉的，或者自家人感觉的更是寥寥可数。她是其中一位，包括她老公。我真把她的家当成自己家了，也由此为假日开了个好头，过了最惬意的两天。

这两天不必细表，记流水账也未必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让人记忆深刻的往往是一些片段。而这两天给我较大感受的，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我刚从北京回来，想在北京看到满大街的美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在重庆，这却成了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记得在我刚离开重庆的时候，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外面的城市食物那么少，难道人都不吃东西吗？在离开重庆十年之后，我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重庆的吃的会那么多，这些东西都吃得完吗？后来，我自己给这个问题找个一个答案，短短的几天胡吃海喝，自己就长膘5斤。哪有吃不完的东西。在同学家的两天就是范本，常常上一顿刚下肚，肚子还撑得难受，同学就问我下一顿想吃什么，她做给我吃。贤妻良母啊！看着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说真的，我比她还开心。

两个城市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幸福指数的天渊之别。走在路上，几乎大家的脸上都挂着笑，包括给小区做保洁的大妈，她们有说有笑，仿佛这辈子从无烦恼之事。但在北京，几乎所有人脸上都若有所思，特别在我住处附近，一些人的神情更是苦大仇深，眉心的川字彰显着内心解不开的深深烦恼。我于是就又想不开了，为什么在北京人总有没完没了的焦虑，为什么在重庆，大家可以过得仿佛毫无生活压力，从未后顾之忧，吃香的喝辣的，笑着活。

看着大家脸上的笑，你也会不由地被感染。生活理应开心，不是么？我突然找不到不开心的理由，满大街的美食，满大街的美女，有最好的朋友陪伴，我还缺什么？我皱了一年的眉头开始舒展。笑容已经不自觉地让苦闷的脸柔软了。